“规模巨大，有海量高频交易，平台必须承担起自治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导江小涓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承泽论坛第4期：“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研讨会上表示。

　　江小涓指出，数字治理是一个大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通常对数字治理的理解是政府用数字技术来加强监管能力，但实际上数字技术是使得市场边界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改变;第二，对数字技术的治理;第三，是数字社会的治理。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平台治理探讨的关键问题。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贡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政府与市场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互补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公共事务”未必一定要政府参与，企业也并非越大越好。

　　江小涓在研究中国的数字治理问题时，认为数字经济治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空间，政府无法对所有数字经济行为进行监管，数字平台自治具有必然性，也是治理的重点。

　　“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下，公民、社会组织、市场、企业都可以参与治理，所谓外部性需要政府伸手的地方，其实可以通过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社会的公共治理来完成。”江小涓解释，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政府原来的信息优势、解决外部性的优势都出现了变化，很多数据在行业和头部企业，政府的数据则是层层上报而来。

　　江小涓强调，数字经济给政府带来的监管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要进行合理性的重新调整，监管部门要有数字能力;大而管不了、快而跟不上、深而穿不透、新而看不懂，这些都是新数字秩序中平台监管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平台经济备受关注的垄断问题，江小涓认为，我们讲的是平台经济，讲的是数字秩序，但是平台会超出经济范围来做事情，所以政府还要从这个角度去多想一想，不是它大了别人就进不来了。

　　数字经济时代，监管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商户数量巨大而且高频迭代。江小涓发现两组数据很有典型性：2019年某平台的线上与线下商家数据量变化波动较大，多数月份新上线和新下线的企业相加超过100万户，个别月份则超过了1000万户;此外，内容类产品创新活跃，2021年某平台月均视频作者数超过1829万人，发布娱乐内容视频人数增速达43%。

　　要实现平台自治，平台内部也存在着治理压力。

　　江小涓将平台自治内部压力归纳为四点：第一，规模巨大，有海量高频交易，政府监管力量远远不足;第二，要处理的纠纷和问题量巨大，一旦处置迟缓，损失难以估量，平台秩序不可失信，这会影响平台发展;第三，平台必须承担起协调和监管职能，制定守则、标准、规则、程序等，成为产业圈中的“有形之手”;第四，治理的重点就是平台相关方及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纠纷处理、交易信用维护、价值观等。

　　江小涓表示，平台如何把自己局部的生态管好非常重要，国际上很成熟的做法就是看是否建立起消费者保护的合规管理体系，以及个人数据隐私的合规管理体系，特别是平台走到海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