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节前后，先是看到一年一度农民工春运回乡过节的人潮，跟着便是看到一年一度节后关于各地“民工荒”的报道。那些相信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中国发展进程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中国已经到了要放弃制造业地步的朋友们，一定又在搜集整理这些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不过在我看来，民工荒，至少是沿海地区民工荒这个不争的事实，首先是一个悖论，一个在中国特殊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发展悖论。它当然是一个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这却不是“人口红利”是否还存在的问题，而是城市化滞后、农民工不能及时实现“市民化”所导致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经济关系是，在我们面对民工荒的同时，按照官方统计数据，我们还有将近45%的劳动力还是农业劳动力；如果按照另一种更科学的方法，即把留在农村但主要收入不靠农业的都算作非农劳动力的话，现在真正可以称为农民的大概也还要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0－35%。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只有外出打工者即农民工（这部分也占总劳动力的35%左右）的一半，有的可能还不到。这也就是说，原则上说来，中国目前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应该缺少劳动力的供给，因为无论人口增长率是否下降，人口红利是否存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农民还应该有足够的动力外出寻找新的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要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就是农民在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至少10%，还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英国的农民只占2.3%，美国占1.7%，日本占4%，韩国占6%，但那么低的比重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进一步演化的结果）。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早早地出现了民工荒，而且是颇有些普遍性的民工荒，这是为什么？

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48%，即使加上短期流动人口，也只是在50%以上。而另一方面，按前面所说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计算，我们的工业化率是6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近15个百分点。这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通常都是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

问题就出在这里。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做点分析。

首先，这两个比率之差的不同情况意味着什么呢？在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情况下，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因种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涌进了城市，但是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住在贫民窟里。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的那个差额，就是失去了土地进了城，但处在失业状态下的劳动力加上他们的家庭抚养人口，这个人口总额，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在英国当初搞“圈地运动”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是拉美一些国家，50年代开始，小农的土地逐步被兼并，大量农民沦为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后来由于金融危机、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创造就业的进程被中断，30－40%的失业率长年居高不下，贫民窟现象也就成为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疾。

我们中国显然避免了这种发展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赤贫和贫民窟。究其原因，首先得益我们独特的土地制度，使我们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因为农民不得出卖承包土地，不得将土地抵押出去换得贷款；出去找工作时可以“转包”，没了工作回来还可以收回转包权继续种地。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没有失去一定的“就业保障”，即那块承包地所能提供的保障。于是我们没有出现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住下而没有工作的情况。这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幸运，是我们独特的工业化进程的一个优点，它可以说更加人性化一些。

但是，我们独特的工业化进程的另一面，却是农民进城之后又返乡。农民在农村还有一块承包地，使得农民失业了还有地方去，还有饭吃，但是与此同时，就使得社会和政府对农民的就业和其他社会福利长期不承担责任；欢迎大批青年农民工来城市打工，创造产值，又不用对他们的社会福利承担责任；农民工在工作一些年后最终又返回农村，这样一种情况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最方便”的制度安排。所以多年来，政府忽视“人的城市化”。城市化对政府和制度而言，似乎只是把城市建得更大更好，而长期不能认识到，把城市建大建好只叫做城市发展，而农民即原来不是城里人的人进城，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本质与核心！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当然更有利于长期将农民与城市割裂开来。即使最近30年来户籍制度客观上不再构成农民进城打工居住的障碍，但是只要在这个制度下城市合法地不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即使它不再是农民工“流动”的障碍，但它仍然构成农民工在城市里“永久住下来”的障碍，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农民工进城打工，家还是放在农村，老人孩子还都生活在农村；而多数农民工到一定年龄之后，无论是由于竞争力减弱，还是因为要生孩子，还是由于其他生活的原因，又都返回了农村。由此便导致了以下的一系列现象：我们城市的工厂里，打工的都是年轻人，很少见到“老农民工”，因此也就缺少熟练工；而在我们的农村里，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年青人，但生活着大量40岁以上的当初曾是农民工但已经返回农村的劳动者（以及一批“半大的孩子”，他们是未来的农民工）。

由此也就出现了我国工业化快于城市化所产生的特殊问题：农民工多了，工业化程度高了，但由于农民工的上一辈和下一辈还都生活在农村，他们自己岁数大了（不是很大，只是到了30-40岁）也都回到农村，就导致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就有了“民工荒悖论”的出现：我们在大量劳动力仍是收入较低的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一大批本来已经进城的劳动力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返回了农村。因此，所谓“民工荒悖论”的根本问题，不是“人口红利用完”，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导致我们“提早出现”了劳动力实际有效供给的短缺！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作为对比。在失地农民进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了工作也不会再返乡了，他们会永久性地作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留在城里，尽管可能是留在贫民窟里。那种情况可能很不人性，但不会过早出现民工荒，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再退出劳动力供给了，城市里的老职工、熟练工也会多一些。这就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好处。

我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也应该学习其他一些国家搞城市贫民窟，而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套正确的政策组合，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再次强调，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的进程，我们还是有可能缓解民工荒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会被拖得太久，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会拖得太久无法从根本上加以逆转，社会和谐难以实现。

至于什么是那“一套正确的政策组合”，需要另外的文章专门分析了，这里只提出一个要点：我们一定要跳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户籍挂钩”的思路，把新增财力集中用于更广大的“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哪怕这种供给的标准比“户籍贵族”们低一些，也会更有利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并大大缓解过早出现的民工荒问题！